社会服务 值得用心付出的事业
一时盛行的奥运低谷效应言论也随之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崩溃论在党的十八大平稳过渡后不攻自破。
这样一个增速由低到高再降低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形态，可以称为追赶周期。智利二战后一度也遇到过巴西同样的问题，但后来通过改革，较好地掌握了社会福利水平提升节奏，经济增长得以回复到追赶周期的正常轨道上，目前的发展态势相当不错。
同时，使得微观主体相信，投资收益是安全和有法律保障的。中国也在按着这个周期走。企业必须通过推动创新和转型升级，培育在较低增速的宏观环境下生存和获利的能力，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一般在人物专访前，通常是记者在大量的文件资料、公开报道中收集信息，提炼采访提纲。再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降低，向发达经济体收敛。
推动增长需实施包容性发展政策 新京报：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关于十三五规划编制情况的提问时表示，希望通过努力，到十三五末接近甚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引起舆论热议。当追赶空间释放得差不多了，追赶速度也就会慢下来。总供给面的稳增长，着重于稳定和改善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
在金融面，货币供应量或广义信贷（包括银行信贷、债券发行、信托等等）是总需求的量的集中体现。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较大的经济波动，无疑都与之前几年里政府过于雄心勃勃但脱离潜在增长率约束的增长目标有关。潜在增长率与政府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可接受的增长率下限之间，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脱离经济与自然规律约束的短期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大起大落是常见之事。
其中，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尽管如此，没有哪个转轨经济体能像中国这样，在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在保证政治上稳定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因为如此，面对实现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旧常态下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府才对稳增长的政策选择仍然只是微刺激。第三，提高劳动者素质。当然，税收体系的完善不能简单化为税收的增加或减少。新世纪伊始我们党就提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始终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一要务。
以此为起点，在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情况下，未来7年中国年均只需实现5.8%的增长率，人均GDP就可达到10000美元。在失业统计不完善的情况下，我认为，就业需求量的变化，可在稳增长的政策决策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张与缩，均与就业无直接关系。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为了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不同侧面入手。
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充足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的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金融体系的稳定，乃至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地位的进一步积极变化，都必须仰仗于此。我们认为，政策决策中，就业权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也能够避免过多地关注物质化的GDP，让宏观政策多了一些人文关怀。
可见，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场化本身当作 调控的手段之一。从社会发展目标来说，适度经济增长率应当符合中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这是新常态下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可容忍的最低限。
旧常态无论是保增长还是抑制过热，政策决策忽略了就业指标，可能与中国失业统计的不健全有关。与美国相反，尽管中国实现的增长率依然属全球明星，但由于自主创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场才对中国经济要求了较高的风险溢价。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总需求面的稳增长，则是通过刺激投资、消费、政府支出或净出口等政策选择，通过需求拉动达到稳增长的目的。他特别指出：本土创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至于总需求的结构方面，将在新常态政策之‘调结构中再具体阐述。
供给面远水难解稳增长的近渴时，就需要更加注重将供给面的改善与需求面的稳住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有了这两条腿，稳定均衡的增长才能迈步向前走。鉴于此，在金融面，稳增长的总需求政策要将广义信贷增长调控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
例如，2002年至2014年上半年各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4.3%之间波动，同期GDP季度增长率在2007年季度一度达到15%，最低的增长率为7.4%，GDP增长率的较大波动性与登记失业率的稳定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或者说，经济增长率出现50%的大幅度下降并没有伴随失业率的下降。这告诉我们，新常态下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应当机会主义地在防通胀与保增长之间跳来跳去，政策决策的依据应给予就业市场足够的重视。
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性，过度依赖于此，会威胁到金融与财政的稳健性。质言之，即便短期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为实现既定的宏伟社会目标，仍具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但是，增长速度换挡并不是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也不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危机论或政府捅破泡沫论，更不是像国外某些媒体那样抱着唯恐中国经济不乱的心态所鼓吹的崩溃论。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市场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机制。著名的拉弗曲线还表明，在税率降到临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导致税收下降，反而还因为减税刺激了收入上升、税基增加，政府税收会随税率下降而增多。那么，新常态下稳增长的目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为此，做简单的情景分析就可判断一二了。
过去，中国惯常通过刺激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总需求政策，尽管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增长目标，却带来了环境污染、结构恶化乃至系统性的不稳定。另外，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需求之间关系的分析，不难发现一个类似的怪现象：在2000年至2008年初，中国就业需求持续上升与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强正相关。
虽然好的供给管理政策能够带动需求的增长，但毕竟供给与需求是由经济中相互独立的不同部门、且基于不同的目标而做出经济决策，并不能保证经济时时处处都能够达到均衡。进一步的，劳动者素质提高还具有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效应。
稳增长政策决策中，应更多地关注就业市场的变化及其对增长的宏观含义，只要有充足的就业需求，相对较低的增长率也是可以接受的。很明显，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意味着劳动者所得份额会相应地上升，最终提高消费能力。新常态下应当实施侧重于供给面的供需结合政策，即以供给面带动需求面的政策取向，可能是较理想的选择。美国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市场竞争，对当下中国的稳增长仍有一定借鉴意义。这无疑增加了宏观决策时更多考虑就业时的难度。
稳增长政策应更多关注就业 既然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可接受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那么，政府对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度的拿捏，政策思路也该有所调整。多方面探索企业制度改革，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大胆尝试通过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产权结构及治理机制的变革，在企业内建立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习总书记也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虽然供给面的改革在新常态下的稳增长中至关重要，但供给面改善的增长效应可能需要较漫长的过程才能显现出来，稳增长又常常迫在眉睫。
劳动者不仅仅是操作生产工具的工人，更因为他们处于实践最前沿，能更深切地体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中的诸种弊病。总需求增长的度，可以从经济的实体面和金融面两个角度来考察。